向香港的品牌霸權時代告別
向香港的品牌霸權時代告別----陶傑２００４年１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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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國榮之死，固然全港哀慟，象徵了香港中產階級的自憐，梅艷芳之逝，全民同哭，在集體意識之中，象徵的是草根階層向上攀登社會梯階的希望的幻滅。
梅艷芳在一場華麗的葬禮之後，化為一縷輕煙走了。香港進入了「後梅艷芳時代」，換句話說，香港進入一個「沒有品牌的時代」。
香港沒有自然資源，除了有限的土地，香港最大的資源就是「人」。香港的演藝人，是香港人才資源的一個重要環節。香港的演藝人，三十年來擁有向鄰近國家地區的「輸出強勢」。香港的演藝人由李小龍開始、成龍、周潤發、張曼玉、張國榮，到最近逝世的梅艷芳，向大陸、台灣、日本、韓國、東南亞，遠至歐美的主流社會，像一支孤獨的品牌船隊，沒有政府支持、沒有商人贊助，憑奮鬥的實力乘風破浪，有如當年鄭和下西洋的旅程，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。
不要小看這支演藝人的大使隊伍。當今世界的文化強權大國，無論是物資還是人才，都擁有「輸出力」強大的品牌。美國的品牌輸出可口可樂、麥當勞、迪士尼，影藝人才的「軟工業」有麥當娜、湯告魯斯；英國本來也有勞斯萊斯，但英國的工業沒落了，工黨上台，文化形象重新包裝，向世界輸出了球星碧咸、明星祖迪羅、小說人物哈利波特、喜劇明星「戇豆先生」。影藝的人力資源，雖然不是愛恩斯坦一類的科學天才，對人類的文明沒有決定性的革新建樹，但在一個消費經濟的地球村，哪一個國家擁有演藝人才的輸出優勢，就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。影響力也是一種無形的權力和財富，能提高這個國家的形象，吸引全世界的投資和旅遊，就像聖城麥加，沒有工業資源，但在伊斯蘭世界中地位十分崇高，令沙地阿拉伯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喜馬拉雅山一樣萬民瞻仰。
香港擁有對外輸出優勢的演藝品牌，現在只剩下電影業的幾位人在中年的「前輩」：演員成龍和周潤發；導演吳宇森、武術指導袁和平。他們的成就，令國際社會的消費者知道：一件有Made In Hong Kong標籤的產品。不止成衣玩具，還有獨特的中國功夫和成一家之言的暴力美學的創意巨匠。他們的作品無可取代，他們的名字是香港僅餘的一點點品牌的財富。
比起電影工作者，香港的歌星難以打進西方市場，因為香港歌星的形象模仿東西洋風格的斧鑿痕太深，香港的流行曲，伴奏樂器是西方的鋼琴和管弦樂，缺乏鮮明的地區風格，但對於日韓、中國大陸、台灣和東南亞，還有巨大的吸引力。為甚麼張國榮和梅艷芳逝世，有遠道來自日本和新加坡的歌迷飛來拜祭，而日本或新加坡的一位歌星夭亡，不會有香港歌迷去含淚獻花？除了那些地方的影迷歌迷比較癡情，不可否認的是，香港的演藝界是創意和魅力的基地。張國榮的歌星形象，富有香港八十年代中產階級的氣質，這種氣質特色，在中國和台灣都沒有，與日本和新加坡的中產階級不同。鄰近地區的觀眾欣賞我們的影藝偶像，往往更能發現他們的獨特之美，只緣香港人身在此山中。
梅艷芳逝世的社會效應，比張國榮更加哄動，因為梅艷芳不來自中產階級，誕生自草根階層。在梅艷芳之前的歌星，多少有一點知識的教育的資歷──許冠傑是港大畢業生，林子祥留學美國，關正傑以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為榮，葉麗儀的流利英語令小市民敬畏，連羅文也出身於廣州音樂學院的正統訓練，是半個所謂 Academic。
但是梅艷芳卻不同，她是八十年代初無電視第一屆新秀比賽的得獎人，她開創了草根貧民不必讀書受教育，也可以投身銀色事業而名利兼收的神話。正是八十年代的初期，香港經濟出現前所未有的強大生命力，麥理浩的本地化政治培育了香港人的歸屬感，草根階層加入了他們一直以為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藝事業。在那個年代，一個賣雲吞的小販有機會成為地產巨富，不必像精英一樣擁有學位，因為社會有一股噴薄蒸騰的「向上流動力」（Upward Social Mobility）。住在木屋區的人，只要肯奮鬥，就像梅艷芳一樣從荔園為起點，登上利舞台和紅館，有一天也能住進山頂的豪宅。張國榮之死，固然全港哀慟，象徵了香港中產階級的自憐，梅艷芳之逝，全民同哭，在集體意識之中，象徵的是草根階層向上攀登社會梯階的希望的幻滅。張國榮是香港的白雪公主，梅艷芳是香港的灰姑娘。白雪公主死了，只要等來王子的一吻還可以復活；灰姑娘回了家，華麗的宮廷舞會都不會重來。
梅艷芳之死更令人傷痛。香港的品牌時代開始結束了。時鐘真正敲響了十二下。香港人也許真正的心死了。金馬車變成了南瓜燈，梅艷芳穿上她的婚紗，走進了一個夢境，但香港人卻剩下了襤褸的衣衫，和灰姑娘遺下的一隻玻璃鞋。 謝謝分享~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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